如何成为周恩来一样的人？
原创 温伯陵
聊一下青年周恩来的成长轨迹，
希望能对现在的青年有些借鉴。
周恩来是中国近代“完人”，他的道德功业始终被中国人民景仰，以至于不加姓名的“总理”称呼，往往是说周恩来总理。
之所以是道德功业的“完人”，以我的理解，和周恩来不偏不倚、什么事情都能妥善处理的风格有极大关系。
如果说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是“天授”，那么周恩来的道德和处事作风，是可以后天学成的。
今天我们就用周恩来的成长过程，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觉醒非常早。
1910年，13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到奉天投奔伯父周贻赓，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人生路。
按他自己的说法：“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这也符合我们在《一个家族是如何崛起的》里说的，想要有所成就，一定要选一个好地方。
到奉天不久，周恩来便入读关东模范小学。
奉天是日俄争霸的地方，民族矛盾非常激烈，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天资聪颖的周恩来，很容易出现忧国忧民的情绪。
于是在魏校长提出“读书是为什么”的时候，有的同学说为了家父读书，有的说为光耀门楣读书，唯独周恩来
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是从小听到大的。听的次数多了，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
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个意思，都是讲普通中国人要对国家负起责任来。
也就是说，出身绍兴师爷家庭的周恩来，在民族矛盾激烈的奉天，产生了和古代士大夫相通的精神联系。
那个时代的革命家都想救国，但绝大部分人的精神源头，都来自于外国思想家，唯独周恩来承接了古代士大夫的精神。
这一点，对他以后的选择至关重要。
既然要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又该怎么读书呢？
当时的学生普遍喜欢理工科，想着学会数理化，用实业和科技报效国家，但周恩来不喜欢死记硬背的
理工科，更喜欢思辨性质的文科。
于是周恩来养成读报纸阅文史的习惯，每天都要阅读《盛京时报》，并且把生活、时事、政治等内容圈画出来，
做为重要的课外知识。
日积月累，周恩来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虽然对于时事内容，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见解，却已经能做到信手拈来。
对于初中年纪的人来说，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老师高盘之也介绍《革命军》、《警世钟》、《扬州十日记》等文史书籍给周恩来阅读，让他逐渐知道，
中国为什么会沦落。
数十年后周恩来回忆道，没有高盘之先生的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
可想而知，这些思辨性质的报纸和书籍，对周恩来有多么重要。
常年思辨明理，让周恩来写的文章非常好，每篇都被老师写上“传观”的批语，贴在学校的公开展板上，让其他同学们观摩。
但观摩文章怎么能学到精髓呢，文章的功夫都在文章外啊。
不过也正因如此，周恩来的老师赵希文才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我得多花点心血，
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其实别说青年周恩来了，就算普通成年人能够思辨明理，也是一种常人难以超越的素质和能力。
周恩来能得到老师的赏识，实在太正常了。
1913年，周恩来随伯父南下天津，随后到南开学校读书。
在南开学校，他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买了一套精装版《史记》，日夜攻读不辍，他特别喜欢司马迁游览山
河大川，然后记载见闻写史的往事。
于是周恩来读完《史记》，便要给同学们讲述，并且效仿司马迁的做法，游览天津周围的山川，增长见闻阅历。
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其中一个是学到知识讲给同学们听，不经意间实践了数十年后才出现的“费曼学习法”，这个过程中也有
强化思辨记忆的效果。
另外一个是游览山川，和远在湖南的毛泽东，都做到了“知行合一”神同步。
所以说，优秀的人都很类似啊。
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可以阅读英文原著，于是便通读了《天演论》、《国富论》等经典著作。
尤其是《天演论》，对周恩来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本书是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写的，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核心思想，提出“物竞天择优胜略汰”的观点。
甲午战争以后，严复翻译《天演论》，将其介绍到中国，很快便风行中国，成为有识之士的必读书，甚至是中
学生的课外教材。
但很多老派学者特别反对《天演论》。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天演论》的思想源头，来自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没有感情的，一切以资本增殖为目的，任何不必要的感情，都会影响资本增殖的效率。
那么这本书宣扬的世界不断进步，后浪一定能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其实就是纯功利的世界观。
而中国继承自春秋战国的孔孟之道，讲究仁义道德，认为天下百姓都刻苦自修道德的话，必然能成为大同世界。
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宣扬功利的世界观都是错误的，于是便有了天子不与民争利、君子耻言利等教条观点。
这又是纯道德的世界观。
那些老派学者觉得，功利和道德是不能兼容的，这种只讲功利不讲道德的大毒草，肯定要破坏中国的淳
朴民风，一定要坚决抵制。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已经陷入“二极管”思维，不进行思辨就一刀切。
但周恩来读书的时候，没有随大流成为二极管，而是对功利和道德进行思辨，得出一种兼容折中的答案。
他在《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者孰是，能折中言之欤》里写道：
“今日的中国财尽德衰，单纯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强行把功利和道德分开，吾国必亡。”
真正合适的做法是：“两利皆举，国民之德可达于尧天舜日之境，国家富强比隆于欧美。”
既要国民道德水平提高，也要实现资本增殖。
这就是周恩来的思辨能力。
他从来不会非此即彼，对任何有争议的事情，都要想办法打通彼此的内在逻辑，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微妙平衡。
于是在数年后，周恩来选择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构建了人类世界
大同的美好蓝图，道德和功利都兼容了。
而在数十年后的大革命时期，他也极力反对只革命不生产的做法，在天安门上和林总对线，要求工厂、农
村和学校，不要因为闹革命耽误生产。
后人都说晚年的周恩来力挽狂澜，其实那个力挽狂澜的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便自我塑造成了。
终其一生，周恩来都没有改变过。
1916年，周恩来又把老子和赫胥黎做对比，写了一篇《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者孰是，试言之》的文章。
他很欣赏老子“以柔克刚”的思想，也认为赫胥黎“物竞天择”的精神适合中国，于是他把老子和赫胥黎折中一下，
提出“退让竞争主义”的观点。
退让不代表懦弱，竞争也不代表一味硬刚，而是退让中有竞争，竞争中有退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大家仔细想想，这不就是辩证法和矛盾论嘛。
所以周恩来在文章里说，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矣。
后来他终于遇到这个人，真的牵马执鞭了半辈子。
当然了，我们文章的主题不是毛周关系，而是说周恩来之所以是谦谦君子，能力道德都被中国人民景仰，
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思辨能力，不做二极管，并且把这种能力融入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偏不倚才是君子作风。
我们普通人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就非常优秀了。
比如女朋友遇到困难，不去埋怨她把事情搞砸，而是客观冷静的提出解决办法。
职场同事出现矛盾，不是急吼吼的站队表态，而是仔细分析双方的矛盾是什么，然后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即便不能穿针引线调和矛盾，也能做到左右逢源。
这样的男人，他不香嘛？
这样的女人也很香，就是一般男人降伏不住……
人一旦有了极强的思辨能力，便能对自己的前途有明确的判断力，以及准确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
1916年5月，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作文比赛，每个班都要推选优秀代表参加，于是周恩来做为丁二班的代表，
被选去参赛了。
他抽到的题目是《诚能动物论》。
这个题目很难写，现在的大学生都未必能写出来，更不用说写好了，结果周恩来抽到题目起笔就写。
他先说了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然后列举古今中外的名人典故，最后在结尾处写道：
“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极严，其以一人手欲掩天下目，诚不啻于作法自毙。”
交卷以后，阅卷老师大吃一惊，这是什么神仙学生啊。
校董严修在卷后写下“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绵密”的批语，并且亲笔写下“含英咀华”做成锦旗，送给周恩来所在的班级。
因为包括严修在内的阅卷老师发现，周恩来在作文比赛中，竟然能写下人民伟大统治者愚蠢的话，同时做出自己的判断：
千万不要以为能欺骗人民，要不然你就会发现，小丑竟是你自己。
这个刚满19岁的学生，太香了。
从这篇文章也能看出来，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有了朴素的人民信仰。
既然有了人民信仰，那就不可能心甘情愿的被私人驱使，做权贵资本家的跟班，而是顺理成章的产生“为人民服务”的念头。
事实上，周恩来参加作文比赛不久，便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了淮安见过的一位仆人，说他忠诚正直，特别尽心尽力。
随后周恩来笔锋一转，表示自己不愿意为少数人服务，只愿做天下的公仆，给四万万中国人服务。
可以说，后来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事业的起点就在南开。
现在回头来看，周恩来的成长轨迹有一条清晰的逻辑，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思辨。
不论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是做事风格和选择事业，都离不开这个重要的能力。
而能不能对事物进行思辨，是人能不能成事的标尺，正因为周恩来有这样的能力，严修才说他有“宰相之才”，
将来能治国理政。
校长张伯苓也很欣赏周恩来，经常请他到家里谈话，要是谈话时间太长，还要留他在家里吃贴饼和煎小鱼。
这是打心底里喜欢周恩来。
说起这层关系，倒是和毛泽东、杨昌济的关系特别像……又一次神同步了。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代表全体毕业生致答谢词，随后决定和同学们一起赴日留学，继续学业开拓眼界。
同年9月，他在东渡日本前，写下一首流传后世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那个刻苦自修的青年周恩来，此时已是光芒万丈，即将开始长达六十年的救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