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文革刚开始时，我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过四旧，一路上春风浩荡落日辉煌。
少年们满怀豪情，记不清是到了谁家了，总之是一位“反动学术权威”吧，到了人家的客厅里
砸碎几只花瓶，又去人家的卧室里割破了几双尖皮鞋，然后便想不出再要怎样表现一腔忠勇。
幸亏那时知识太少，否则就可能亲手毁灭一批文物，可见知识也并不担保善良。正当我们
发现了那家主人的发型有阶级异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时，楼门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
“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另几个怏怏离去。我在
离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风忧怨，少年们默然无语，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
待暴力升级到拳脚与棍棒时，这几个不红不黑的少年已经明确自己的地位，只作旁观了。
我不敢反对，也想不好该不该反对，但知不能去反对，反对的效果必如牛反对拖犁和马反对
拉车一般。我心里兼得恐惧、迷茫、沮丧，或者还有一些同情。恐惧与同情在于：有个被打的
同学不过是因为隐瞒了出身，而我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出身是否应该再往前推一辈，那样的话，
我就正犯着同样的罪行。迷茫呢，说起来要复杂些：原来大家不都是相处得好好的么，怎么就至于
非这样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说打人不对，可敌人打我们就行，我们就该文质彬彬？伟大的教导
可不是这样说的。其三，其实可笑——想想吧，什么是“我们”？我可是“我们”？我可在
“我们”之列？我确实感觉到了那儿埋藏着一个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