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公理之所在》外两篇(精编)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
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
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这是我去年说过的话,而今年确也还是如此。然而我虽然一无所有,寻求是还在寻求的,
正如每个穷光蛋,大抵不会忘记银钱一样。话也还没有说完。今年,我竟发见了公理之所在了。
或者不能说发见,只可以说证实。北京中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白石碑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么?
——Yes,就是这个。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
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
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
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
《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过嘴,而“主将”也将我拉在里面,乱骂一通,
——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横竖说也被骂,不说也被骂,我就回敬一杯,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
今后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还有一问,是:“公理”几块钱一斤?
略论中国人的脸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
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
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汉朝还有《相人》二十四卷。
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
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
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的研究自己脸。
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
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
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
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
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
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徒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
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
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
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
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失着一样什么机件。
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
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
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
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日本的长谷川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
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
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
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
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人+兽.性=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讽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
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
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
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
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牲=某一种人。
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
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
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
“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
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银幕”上,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缓慢地动作;
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
《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影片中的人物,
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可见不如此,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欢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
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日夜四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
正在这样的修养他们的趣味。可惜电影一开演,电灯一定熄灭,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
文学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
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
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
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
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
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
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
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学,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
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
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哪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