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杰·费希尔（Roger Fisher）是空军飞行员。战后他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并在
随后34年的职业生涯中，一直从事谈判和冲突管理的工作。他创立了哈佛谈判项目，并与许多国家和世界领导人围绕和平
解决方案、人质危机和外交斡旋等展开合作。但是1970以及20世纪80年代才是他大放异彩的时代，在此期间，随着
核战争威胁的加剧，费希尔提出了他最有趣的想法。当时，费希尔专注于设计防止核战争的战略，并在期间注意到了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任何现任总统都掌握着发射核武器的代码，这些代码可被用来杀死数百万人，但总统本人总是
置身于数千英里之外，绝不会看到任何人死亡。“我的建议很简单，”费希尔在1981年写道，“把那个（核武器）
发射代码放入一个小胶囊，然后把那个胶囊植入一名志愿者的心脏旁边。他会随身携带一把又大又重的屠刀陪同总统。
假如总统想发射核武器，他就必须先亲手杀死这名志愿者。总统会说：‘乔治，对不起，数千万人必须死。︐他必须看着
某个人当场死去，认识到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无辜的死亡。白宫地毯上的血迹能让他认清现实。“当我向五角大楼的
朋友们提出这个建议时，他们说，‘上帝啊，这太可怕了。不得不杀人会扭转总统的判断。他可能永远不会按下按钮。︐”
在我们讨论行为转变的第四定律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谈到了让良好习惯立即得到满足的重要性。费希尔的提议是对
第四定律的颠倒：让它当即令人厌恶。我们愿意重复感觉美好的经历，同时会设法回避曾令我们备感痛苦的经历。
痛苦是一个有效的老师。如果失败是痛苦的，人们便会力求成功，避免失败。如果失败的感觉不痛不痒，人们也就
不把它当回事。错误的影响越直接，代价越大，你汲取教训的速度也就越快。水管工不想得到差评，因此会努力
干好活儿。餐馆为了吸引回头客，会想方设法提供美味佳肴。外科医生割错血管的后果非常严重，要付出高昂代价，
因此需要掌握人体解剖结构并在手术时谨慎操作。当后果严重时，人们学得就快。无论什么行为，它引发即时痛苦体验
的时间越快，它发生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你想戒掉不良习惯并避免不健康行为，那就给这类习惯和行为添加即时成本，
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它们发生的概率。我们之所以难以戒掉坏习惯，就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我们的需要。
就我所知，加快随这种行为而来的惩戒速度是摆脱这种困境的最佳方式。有行动便有惩罚，不能有丝毫迟滞。一旦这类
行为会带来即时不良后果，行为方式就会转变。客户不愿支付滞纳金，因此会按时结清账单。学生想要好成绩，而当成绩
与考勤挂钩时，他们就会准时出现在课堂上。我们常常会费尽周折，就为了避免体验到一点点即时痛苦。当然，这是
有限度的。如果你要依靠惩罚来改变行为，那么惩罚的强度必须与它试图纠正的行为的相对强度相匹配。要想有成效，
拖延的代价必须大于立刻行动的代价。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懒惰的代价必须大于健身的代价。在餐馆吸烟或未能按规定
重复利用物品而被罚款，这是给上述行为额外增加的后果。只有当惩罚力度足够大并且能严格执行时，有关行为才会转变。
一般来说，越是局部的、有形的、具体的和直接的后果，就越有可能影响个人行为。后果越是全球性、无形性、模糊性
和延迟性，影响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所幸的是，还有条捷径可走，直接提高任何坏习惯的即时成本：创立习惯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