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之后，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就在形势发展一片大好的时候，危机再一次悄然降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
，一个叫王明的年轻人得了势，以他为首的一帮苏联留学生，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完全从苏联立场看问题，居然还企图攫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一群总是胳膊肘往外拐的人，若是企图真的达成，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王明给根据地派来了一些领导，他们来到苏区，不干正事儿，专挑刺儿。毛泽东又一次被批评得体无
完肤，他被说成是“狭隘经验论”“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他又一次失去了在军
队的领导权。
面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他话里话外难免透露出不满的情绪：“他们不做实际工作，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
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选择了忍耐和等待。相比1929年，他变化了不少。
面对反对意见，他不再总是意气用事，而是用一种更为积极建设性的态度面对。
他曾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事实证明，他想多了，没人电召他。
毛泽东又一次被孤立了。
对于那段时光，他伤心地回忆道：“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然而，王明派到中央苏区的博古、李德等人，却彻底玩脱了，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
告终，怎么办？撤吧，只能撤。不撤，等着老蒋来个一锅端？
长征就这么开始了。
但是，在博古和李德的手上，这样的“长征”只是痛苦的撤退，或者更现实点说，是没什么头绪和策略的盲目逃跑。
湘江一战，红军从开始时的8万6千余人，一下子锐减为3万多人，再不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等待红军的，只有全军覆没。
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必须挺身而出了。他大胆发言，指出博古和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并给出了自己的思路——西进贵州。
面对惨败，博古等人无话可说。周恩来开始听从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张闻天也表示支持。红军西进后，果真没有遇到
什么大的阻击，毛泽东的意见初见效果。看似死棋一盘，却硬是被毛泽东找到了活的突破口。
在随后的四渡赤水战役上，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巧妙穿插，躲过了蒋介石近百万大军的围剿，顺利向川陕挺进，被誉为红
军长征史上的“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