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女人已经写了东西该怎么办呢？第一种对策是否认是她写的。既然女人不会写作，那一定是其他人（男人）写的。据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纽卡斯尔伯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被指责雇男性学者为她写作：因为她使用了博学的表达方式，“
写了很多她知识范围之外的事”。受到指责后，她急忙向丈夫求助，他回应说，伯爵夫人“除了她哥哥和我自己，从未和任何
有学识的学者交谈过”。（伯爵夫人补充说）她只见过笛卡尔和霍布斯，但没有向他们问过问题；她确实邀请过霍布斯来家里
用餐，但他没有来。伍尔夫把上面的事例称为“常见异议”，一个世纪后，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也面
临了“相同的指控”。她曾写道：有一个说法是我的画都不是我画的；虽然很多人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但他们还是说我的
画是梅尼奇特先生画的，甚至包括我的自画像。直到我被法兰西皇家绘画雕塑学院接纳后（1783年），这种荒唐的谣言才
不攻自破。彼得森和威尔逊在他们的书中写道，53年前的1720年，玛格丽特·哈弗曼来到巴黎，成为皇家学院的一员。
之后，“关于其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引起了怀疑”，有人说她的画是她老师画的，不是她自己画的。哈弗曼（和勒布伦不同）被
皇家学院开除，“因为这个丑闻，学院宣布，从此以后不再接受任何女性进入学院”。阿德莱德·拉比里—吉亚尔在遭受与维
热—勒布伦相同的指控时，“邀请学院评判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到她的工作室，当着他们的面，为他们画像”。 在绘画界，
反驳这种“常见异议”更容易，但把作品和作者张冠李戴也更容易。在过去的数年中，人们开始重新确定作品归属：原来说是
法兰斯·哈尔斯的画其实是朱迪丝·莱斯特的，原来说是雅克—路易·大卫的画很可能是一个叫玛丽—路易斯·夏庞蒂埃的人
画的（但绝不是什么大卫），等等。重新确定作品归属似乎大部分是出于经济动机——但可怜的焦万纳怎么办？整整三个世纪
她都闷闷不乐地待在乔万尼的画册目录里。即使在文学界，重新确定作品归属的理论也持续存在：20世纪30年代，斯特拉
·吉本斯戏仿男人们的偏见，［在她的《令人难以宽慰的农庄》中让迈耶伯格这个傻瓜］说布兰维尔·勃朗特是他几个姐妹作
品的真正作者，把这种理论和男性中心主义以及理论家个人的自大联系起来。但是，除了这种明确剥夺作者身份的做法（不是
她写的，是他写的）外，还有一些更微妙的手段。一种是：它自己写的。这听上去匪夷所思，但这种手段真的存在，而且还不
仅仅限于19世纪。例如，珀西·埃德温·惠普尔在1848年的《北美评论》中对《简·爱》进行评论，提出了该书有两个
作者的说法，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姐姐，因为“……有些女人心里微妙的思想感情……常常会无意识地从女性作家笔下流露出
来”（着重是我加的）。另一个例子是，到了20世纪，关于《科学怪人》的作者，埃伦·莫尔斯这样写道：她的年轻以及她
的性别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她并不是独立的作者，她是一个透明的媒介，传递她周围人的思想。“雪莱夫人所做的是，”马里奥
·普拉兹写道，“被动地反映那些生活在她周围的人的某些疯狂幻想。” 马克·肖勒1949年对《呼啸山庄》的描述反映
了一种更为微妙的东西，他说，这本书的写作没有在作家的控制下进行，她开始的时候是想写某一种类型的书，结果却写成了
另一种，他说对于作家来说，这本书是一种“道德上的出牙”，“她的隐喻引导她，她的动词……要求她竭尽全力，正如（她
的）隐喻要求她保持平静”（着重是我加的）。卡罗尔·奥曼概括了对这部小说的评论：“艾米莉·勃朗特完全没有写作章法
，她动手写《呼啸山庄》，但书是它自我完成的。”一个19世纪的评论家慷慨地把“它自己写的”改成“一部分是它自己写
的，她写了另一部分”，这说法真是太别具一格了。因此，乔治·圣茨伯里在1895年坚持认为，乔治·亨利·路易斯的“
科学术语……以一种正面感染的方式，侵入了其伴侣（艾略特）的写作”——毫无疑问，就像麻疹一样——虽然据乔治·艾略
特的一位传记作者称，她早在认识路易斯之前就已经学习科学了。既然“它自己写的”这种说法即使是作为隐喻看上去也实在
太荒谬，一些评论家发明了更加微妙的说法：她身体里的那个男人在写作。这看上去是把作品归属权还给了女性作者，实际上
却强调一定有某个“他”在写作。玛丽·埃尔曼归纳了这种现象的特点，“这是一种雌雄同体的谬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人
的一半和另一半分开，通过二分裂法创作。所以玛丽·麦卡锡得到赞扬的……是她的‘男性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