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例子是假设一个用于在拥挤的城市中响应客户的要求、在线自动调度包裹提取的算法。
这样的算法可能由于抽象或具有功能性而不符合专利法或著作权法保护的要求。虽然该算法的
特定实现形式的确可能会受到相关法律保护，例如，成为特定的计算机程序的一部分从而获得专利保护。
又或者大多数算法能够以多种方式实现或表达以获得著作权保护，例如，在不同的计算机上使用不同的计算机编程语言。
如果将著作权保护扩展到抽象算法或步骤，那么必将使这些算法或步骤脱离他们在特定计算机中的具体表达。这似乎
超越了思想与表达之间的界限。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说，著作权法不能保护抽象或一般形式的算法。
然而，著作权却可能保护特定计算机程序中算法的特定实现形式。这种保护将超越逐字复制，会考虑“片段文字的相似性”
和“综合性的非文字相似性”。这是因为计算机程序的著作权涵盖了程序的结构、顺序和内容，进而，一个算法的特定
实现形式的著作权将扩展到计算步骤的结构和顺序，这些步骤是在特定机器上的特定编程语言中实现的。然而，
在不违反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前提下，著作权不能以其抽象的形式保护算法的“思想”或“功能性本质”。
虽然算法开发人员可以依据专利法或著作权法请求有价值的法律保护，但这种保护的有效性和范围是不确定的。
此外，在获得和实施专利保护方面的费用和申请中的延误，可能使专利保护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实现。因此，商业秘密保护
可能是许多算法开发者的选择，特别是那些不打算广泛推广其算法的开发者，例如，计算机软件。这类新的和改进的算法
是软件和信息产业的生命线。许多企业可能会根据商业秘密法律寻求对计算机算法的全面保护，而不仅是专利法
或著作权法所提供的更难以捉摸的保护，因为这些算法的功能和存在本身都是不确定的。
第三个例子是一个分销商掌握了有效将客户需求与供应商的可用产品相匹配的新商业方法。“离开任何计算机系统或其他设备
，这样的系统不值得专利保护“，这一思路在2014年的Alice案之后变得更加明晰。此外，即使将这样的商业方法
从任何可实现的计算机程序中抽象出来，它也不值得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同样，商业秘密如果得到适当的使用、
保护和落实，那么就可以保护例子中这一办公系统的基本概念。
德拉特教授用这三个例子说明了商业秘密在现代商业中的重大作用。在他假设的每个问题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
力去发展相关技术。在缺乏商业秘密保护的情况下，承担这种支出的企业将很少或根本没有办法保护其相关的投资。因此，
企业很少有动力开启这种投资。它们如果仍然进行了相关的投资，在缺乏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将面临他人未经授权使用
和未得到补偿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可能会阻碍这些企业将其机密授权给其他人或与其他人合作。
美国正在经历从制造业经济向所谓的“信息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变中，服务业的重要性将超过制造业，而制造业是专利保护
的传统领域。服务业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收集、消化、组织和传播各类信息。随着这种转变的的进行，服务业开发信息的价值
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更大的比重，最终可能超过制造业产品的价值。然而，这些服务业所开发的信息由于自身的特性，
可能无法受到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的良好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商业秘密法将保护美国工业产出的大部分价值，并
激励进一步生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和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昂贵，需要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
并加入大型研究团队。在大型研究实验室里，很少有重大突破实现，研究和开发都只是一小步一小步的进行。然而，
总的来说，这些小步骤是昂贵且可贵的，而且可能是研究、开发和制造领域激烈国际竞争的最终产物。然而，这些
无数小步骤缺乏法律保护，可能会导致投资资金外流、员工士气低落而丧失持续创新的动力，以及经济间谍的增加。
社会政治意义
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迫切需要填补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之间的空白。在美国，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份关于审判间谍活动的
新报告公开。德拉特教授提起自己之前与硅谷工作的客户经验表示，美国产业间谍活动频繁的原因有两个：企业拆分和
员工流动性高。
他解释说，美国工业中最具创新能力的部门被许多小企业拆分开来。包括阿罗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估计，美国80%~90%
的产品创新来自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有创造力的员工经常离开大型组织去创业或组建小企业。在这些小企业里，他们
可以摆脱大公司的官僚作风，寻找更好的机会来发展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并从自己的努力中获得更大的利润分成。德拉特教授
强调，随着这些创新型小企业的形成、发展以及被大公司收购，它们为授权使用商业秘密创造了新的需求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