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安那其主义的弱点是，它常常有一个浪漫的革命观念，在“伟大的一天”之后，层层困难都可以仅仅通过善意来解决。
在一场革命中，数百万劳动人民共同行动起来，改变社会，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自己——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的意识，
他们作为集体的一部分的意识，正在改变并极大地扩大。没有这些变化，新社会就无法建立。但是，转型的过程不是，
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甚至有可能不会发生，原因很简单，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都会以同样的程度参与斗争，
有些部分可能会完全绕过这些斗争。组成中下层阶级的数百万人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
将有一部分人因其总体观念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对革命的担忧，仍然受到旧思想的影响，追随旧统治阶级的领导。
这些人有时必须接受多数决定，法律成为必要的，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工人国家。
　　原则上，这与罢工工人组织人墙以防止自己队伍中的少数人被击打是一样的。归根结底，工人国家只是一条人墙，
只不过提升到了尽可能高的水平。
　　然而，一些安那其会争辩说，当你允许一个国家存在时，也就意味着被权力腐蚀的特权精英，
这将很快演变成一个新的暴政。但这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一再表明了其建立革命权力机关的能力，
这些机关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旧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同，既民主又平等。
　　1871年巴黎公社确立了所有公职人员应由选举产生、应可以被罢免并应支付与工人同等工资的原则。
这极大地抑制了野心家的参与，并有助于防止当选代表的利益与其所代表的利益分离。苏维埃或者说，
工人委员会于1905年革命时首次出现在圣彼得堡（“苏维埃”只是俄语中议会的意思），
然后于1917年传遍俄罗斯全境，通过从工作场所选出代表，进一步推进了这一阶段。
使代表对他们为之进行民主讨论和辩论的集体负责，进一步加强了底层对局面的控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