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奇案——观点四下
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替那种不确定性的是目前支配我们的明确原则,即我们政体中的立法至上原则。从那个原则引
申出来的是法官有义务忠实适用法律条文,根据法律的平实含义来解释法律,不能参考个人的意愿或个人的正义观念。我关注
的不是禁止法官修正法律条文的原则是对还是错,或是可取不可取,而是这一原则已经成为支撑我所宣誓执行的法律和政治秩
序的显而易见的前提。然而尽管从理论上接受立法至上原则已经有几个世纪了,顽固的职业传统和固有的思维习惯使许多法官
仍然不能适应新秩序赋予自己的严格角色定位。我的同事福斯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对法律条文的处理方式恰恰是生活在39
00年的法官运用的方式。我们对改造不受欢迎的立法的过程并不陌生。任何接受福斯特法官先生观点的人都有机会看到那一
过程在几乎每一个法律分支都发挥着作用。我个人如此熟悉这一程式,以致在我的同事无法完成的情况下,我确信我能为他提
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意见,而不需要任何提示,或被告知有关他是否满意适用于眼前这个案例的法律所产生的效果的任何资讯。
对立法进行司法改造的过程要求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推测各个法律条文所服务的某种单一“目的”。这一步骤是完成了,尽管
一百部法律条文当中也没有一部法律条文有这种单一的目的,并且几乎每一部法律条文的目的在不同阶层的提案人看来都可以
做不同解释。第二步是在追求实现这一想象的目的时,找到一个虚构的所谓“立法者”,在其工作中忽略了一些东西或留下了
一些空隙和不完善的地方。最后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任务那就是填补留下的空白(这是有待完成的工作)。我的同事福斯特喜好
寻找法律的漏洞,这使我想起古人讲述的关于人吃鞋的故事。当问那吃鞋的人为什么喜欢吃鞋时,他回答道他最喜欢的部分是
鞋上的洞。我的同事对法律条文也是这种感受,法律条文上漏洞越多,他越喜欢。总之,就是不喜欢法律条文。再也没有其他
案例能比本案更能说明漏洞填补程式的华而不实了。我的同事福斯特认为他确切地知道人们把谋杀规定为犯罪的意图所在,这
就是他所谓的威慑。我的同事唐丁已经指出此等解释是多么的片面。但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问题,我非常怀疑规定谋杀是犯罪
的法律条文是否确实有一种通常意义上的“目的”。最主要是这样的法律规定反映了人们内心的确信,即谋杀是错误的,应该
惩罚犯有谋杀罪的人。如果我们被迫要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也许可以求助于犯罪学家高深的理论。当然这些理论
并不存在于起草我们法典的人的头脑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人们在没有暴力袭击的威胁下,将更有效地工作,更快乐地生活
。如果牢记谋杀的受害者通常是不快乐的,我们可以再提出一种建议,即对社会不良分子的处置不适宜由私人机构来完成,而
应该交给国家的垄断机构。所有这些使我想起一个律师,他曾经在本法院辩论说,通过法令对医生的执业资格进行控制是一件
好事,因为它将通过提高一般的健康水平而降低寿险保险率。这有点夸大其词地解释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我们不知道法典
第十二条A款的目的,我们如何可能说里面存在一个“漏洞”?我们如何能知道起草者对为了吃人而杀人这一问题的想法?我
的同事唐丁对人吃人的厌恶有点夸张但可以理解,我们又如何知道他古老的祖先不会更强烈地憎恶那种行为?人类学家说,人
类对一个被禁止行为的恐惧感将因部落生活条件特别容易诱发那种行为而加剧,正如,在那些最可能发生乱/伦的乡村亲戚关
系中,乱/伦也因此成为最受谴责的行为。毫无疑问,大螺旋之后的那一时期绝对存在着人吃人的诱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
我们的祖先用如此广泛和无限制的形式表达了他们的禁忌。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推测,但仍非常清楚地表明我的同事福斯特和
我一样都不知道法典第十二条A款的目的。本案不属于自我防卫的例外与我刚才概括的意思相似的考虑也同样适用于赞成自我
防卫的例外,这在我的同事福斯特和唐丁的推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联邦诉帕里案中的法官在刑事立法的目的在于
威慑这一假定之上,对这一例外做了合理的论证。不容否认,一代又一代的法科学生被告知,这一例外的真正理由是一个人在
自我防卫时不是故意的。这些学生通过背诵他们的教授所教的内容而得以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我可以把最后一些意见当作不相
关的因素而不予考虑,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教授和律师资格的主考官从来没有权力为我们立法。但是真正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更
深层次。如同分析法律条文一样,分析这种例外时,问题不在于规则的假定目的,而在于其适用的范围。现在支援自我防卫的
例外范围,如同本法庭曾经适用过的一样,已经很清楚了。本法院对支援自我防卫的例外的适用范围非常清楚:它适用于当事
人抵抗威胁自己生命的攻击的情形。因此非常清楚的是,本案不属于例外的适用范围,因为威特莫尔显然没有威胁被告的生命
。我的同事福斯特力图用合法的外衣掩盖他对法律条文的重新构建,其蹩脚之处在我的同事唐丁的意见中不幸地暴露无遗。在
唐丁法官的观点中,他毅然地把福斯特松弛的道德主义和他本人对法律条文的忠诚感结合在一起。这种努力只会使司法职责彻
底错位,这已经发生了。很简单,你不可能在严格按照法令字面意思执行法令的同时,又随意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法令。我知
道我在这些观点中所适用的推理方法,将不会被那些只看判决直接效果的人接受,他们对司法机关关于权力分配的假设的长期
意义视而不见。一个艰难的判决从来不会是受人欢迎的判决。法官们在著作中赞颂他们设计某些遁词的巧妙技能,借助这些遁
词,他们可以在公众认为诉讼当事人主张的权利不正确时剥夺他的权利。但我相信,司法权力分配从长远看比艰难的裁决危害
更大。疑难案件也许具有特定的道德价值,因为它可以使人民认识到自己对最终意义上由自己创造的法律所应承担的责任,并
提醒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的恩典能减轻他们的代表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我将进一步说,不仅我所阐述的原则最适合我们目前的
状况,而且如果这些原则从一开始就被严格遵守,我们还能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更好的法律制度。比如,就自我防卫免责事
由而言,如果我们的法庭固守法令的语言,结果无疑是对其进行立法修改。此等修改将需要自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帮助,随
之对解决此问题将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合理基础,而不是我们的司法和学术意见所产生的咬文嚼字和形而上学的混杂。当然,这
些最后的评论超出我与此案相关的职责,而我在这里说出来,因为我深深感到我的同事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我的同事福斯特所提
倡的司法部门概念中隐含的危险。我的结论是维持有罪判决。